年前跟好友聚餐，散席之后，彼此在饭店门口高高兴兴地道别——“明年见啊”。我惦记着刚才在饭桌上没抢到高铁票的那个朋友，特意拉着他问，怎么办？这个东北汉子爽笑几声说：“指定能回啊，我回家的方法有很多种。”那表情竟透露出几分天真。可不是嘛，过年回家，方法的确能有很多种，再曲折也不会嫌麻烦。
回家过年，其实节目大都雷同，吃团圆饭、探亲访友、嘘寒问暖、家长里短，年年岁岁都相似，但相似的日常里往往能嚼出些不同。譬如吃。我发现，有些吃食，明明平日里碰都不会碰的，但只要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竟也能吃得有滋有味。
过年的吃食中，有不少平日里被我们斥为“不健康”的零嘴，炸得香脆的蛋散、泛着糖霜的粿条、冒着辣油的豆腐干……在这些分享的时刻，它们统统获得了赦免。母亲有个铁盒子，里面装了各种颜色的糖果，是为拜年的小孩子准备的。聊天的时候，姐姐随手抓几颗分到我们手上，大家便齐齐剥了来放进嘴里。我分到的是一颗太妃糖，一入口，舌头如同被烫着了一般。要知道，这种甜度在我这个年纪已被列为“违禁品”。我用舌头将糖果在嘴里左右挪动，像是为食物降温一样试图降低它的甜度，但很快，我便被这甜蜜“俘虏”，一点一点地吮吸着那蜜汁，就像小时候对待糖果一样，最终竟有点舍不得它就这样融化掉。
“吃这些东西真是有犯罪感啊。”我一边吃，一边忍不住嘟哝两句。母亲笑着说，难得吃一回。若是我继续有意发难：“上火了怎么办？吃胖了怎么办？”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制止我——“年后再说。”好像过年就能屏蔽掉所有的烦恼和困惑。
还有的吃食，是平日里嫌麻烦或者根本没工夫吃的。有一年，我带了临安的山核桃回家。山核桃吃起来的确香，但剥起来挺麻烦。我们在阳台上支起一张茶桌，围坐一起剥山核桃，看起来就像弄了个小作坊。哥哥负责用一只小钳将硬壳夹裂，“咔嚓”一下，那褐色的壳便裂开几瓣，核桃仁呼之欲出，但这只是开了个头。接下来，就是我和姐姐的任务了。我们要用铜针将核桃仁从裂开的壳中掏出来。这活儿如同绣花，极需耐心和技巧。先要将那些大块的、完整的仁从弯弯绕绕的“囚笼”里一点一点地“解救”出来，力度要得当，否则那金贵的仁便会碎裂成几瓣，大有前功尽弃的遗憾。然后，再慢慢将那些紧贴内壁的仁抠离出来。最麻烦的，是对付那些嵌在犄角里的顽固碎肉，它们往往被我放弃。一贯细腻持家的姐姐会捡起被我放弃掉的部分，用针细细地剔出那些碎肉。
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小碗山核桃仁，被哥哥大大咧咧抓了一撮，往嘴里一塞。我急忙将那小碗放到母亲手上保管起来。隔一阵，母亲便会捏起一两粒分别喂到我和姐姐嘴里，权当是对我们劳作的犒赏。
暖阳晒在我们的背上，舒舒服服的。“这么麻烦的东西，也就这种时候才会去吃。”回家过年不就是这样？在这些琐碎的甚至麻烦的日常里，分甘同味，分享着生命中那一段段悄然流逝的、安然的时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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